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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从顶层设计依法治国整体方略

2019-12-06 21:40:16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瞭望:从顶层设计“依法治国”整体方略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四中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勾画出了路线图。

新华北京10月25日电据新华社发布客户端报道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如此评价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与以往依法治国方略一脉相承的基础上,推出了依法治国的升级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四中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勾画出了路线图

中央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王长江则用了提升一词。以一次全会的形式研究依法治国,更加彰显了很多问题的解决从治标走向治本,这不管是从理念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一种提升。同时,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框架下谈依法治国,表明一种非常强烈的制度设计的导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所所长李林认为,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统一的必然结果,应当从整个战略宏观布局上来理解认识。

四中全会公报中有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全面、道路、体系。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认为,第一个关键词是全面,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国家、、社会、政党,甚至包括军事等领域全面推开;第二个关键词是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党的文件提出来这是第一次,它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提出,就是强调中国的法治要符合本国国情,走自己的法治道路;第三个关键词是体系,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这五大体系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新一届领导班子对依法治国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视,对法治之于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意义有着更为清醒深刻的认识,其必将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个趋势是很清楚的。而这次全会的重大意义,甚至可能需要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上来审视,才能看得清楚。就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我们就是在不断地回顾和总结。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主任谢春涛说。

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全党从上到下对法治的认识水准、思想境界提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再到现在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执政党,从不自觉到自觉再到高度自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说:当前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是以新一届集体的组织领导做保证的。四中全会公报,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法治问题,同时又推出了一项项法治改革的具体举措,确保法治的要求能够落实到位,无论是从高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期待一个崭新的法治中国新时期的到来。

解析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总目标

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人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当前已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瓶颈时期,国内的社会矛盾凸显、国外的挑战前所未有,很多改革亟需从制度上突破。法治,不是跟某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跟几千年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传统恶习在战斗。整个法治中国进程已经表明,简单的修修补补或者动动小手术

,一两个立法上的小项目或者某个方面加强一下,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法治进程的核心的、制度化的问题。梁鹰说。

公报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而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五大体系,是对总目标的展开。

马怀德说,其核心,在于高度强调体系建设;其目的,是要求把这些与治国理政密切相关的体系、制度构建好,让这些制度更加定形、更加成熟,为最终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

公报中已经点出了五大体系的关键词。

比如说,如何实现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备?马怀德说,现在的很多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以适应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这需要废止、制定、修订一批法律,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做努力。

再比如说,法治实施体系要高效。法治的实施问题是四中全会要重点解决的。法治的实施最终是落实在生活中,内化成人们的意识,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对不能依法办事和违法执法、违法行政、滥用公权的行为加以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形成法治建设的评价、考核体系,形成有效的法治实施的激励体系和问责机制,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马怀德说。

公报阐释依法治国总目标时同时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马怀德说,依法治国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要求。不管是公权力主体,还是普通公民个人,都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遵守法律规则。

依法执政是对党治国理政方式的要求。严格按照宪法法律领导各项事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这是依法执政的核心。当然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同时要保证各个政法机关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的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律的权限和程序来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相互关联,而又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不管怎么说都是宏观上的法治,都是属于需要强调的法治内涵。马怀德说。

胡建淼分析,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可以理解为法治行为维度;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可以理解为法治目标维度。

这两个维度必须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中,才能形成良法善治的局面。胡建淼说。

四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人体地位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其中,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表述,得到受访专家高度关注。

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个原则丢不得。相关人士分析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中国法治建设经历了多个重大节点,都针对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以1954年宪法为标志初步形成法制;

鉴于文革惨痛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法制;

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并写入宪法,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关联;

进入新世纪到2010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法治建设促进了改革开放和人权保障;

以十八大为标志,我国翻开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有关专家指出,一种政治制度的生长,与其扎根的土壤息息相关。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法治本土化和法治规律化,这两者的关系一直伴随我国的法治进程。用西方法治的道路、模式、经验来衡量我们的法治道路是行不通的。梁鹰说。

梁鹰分析说,我们考察发现,西方某些国家的某一项好的政治体制或法治化设计,都是从它的历史发展、文化发展中逐步演绎出来的,不能只看到它呈现出来的样子。我们要立足中国实际,特别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东西。同时,法治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权力一定要得到制约,公民权利一定要得到保护,人权一定要得到尊重,这些都是规律性的要求。

梁鹰说,因此,应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需求,来寻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四中全会正是在开创这样一条道路。

六大任务重在改革

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公报中提到的多项任务,是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更是全面深化依法治国改革的方略部署。梁鹰说:很多举措都是改革,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体制机制的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

梁鹰认为,四中全会与三中全会一脉相承。要保障三中全会的改革任务全部落实到位,首先是法治上要进行改革。唯有法治改革的举措到位了、落实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才能到位,这体现了我们党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公报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梁鹰分析说,规范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功能;而引领的核心和要害是法治决策和改革决策的相互促进,要以法治来引领改革、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政治决策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过去,我们的法治总是滞后于改革。现在,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思考和把握法治建设,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清楚了,以法治的引领来统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新一届集体对法治认识的深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的意义。

依法治国前所未有地和改革结合在一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本质上要求我们的法治建设跟进,要求依法治国配合,要求法治的引领和规范。李林说,换句话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仅是单纯的法治问题,而是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于五大建设、服务于中国梦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我们党对于当前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科学的把握、更自觉主动的驾驭。应当从这一高度上来理解四中全会的召开,理解公报体现出的思想和精神。

为什么必须用改革来保障改革?

法治,即是一种规范。一方面是要规范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是要规范权力。不合理的权力格局往往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而当要以改革的手段向前推进时,就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的藩篱。如何打破这种藩篱,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也需要执政党拿出勇气和决心。王长江进一步分析说,打破这种藩篱,迫切需要法治的支持和保障。但是,不是说我们出台一个或几个法律,问题就解决了,而是必须进行顶层设计。而以一次全会的形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是以系统思维进行顶层设计的体现。

再具体来看,围绕六大任务,公报中提到的许多具体的改革步骤都非常到位。

这些改革举措很好地把握了法治总目标和阶段性特点的关系,那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可以推进的,可以取得成效的,这次都提出来了。它并不是全面覆盖,也不是每一个细小的方面都抓住,而是抓住重点、抓住当下,抓住在现有成熟条件下能够推进的、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梁鹰解析道。

比如,坚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质量,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等;

再比如,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等,都是针对性非常强的改革举措。

谢春涛特别点出,公报中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追究制度。与过去相比,领导干部个人要干预司法肯定会变得更难。奉劝领导干部,最好不要再动干预司法这个歪脑筋。如果某位领导干部不是国家司法审判人员,一旦插手,会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记录在案,甚至追究相关。

此外,公报还明确

,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倒查问责制。谢春涛说,如果法官判的案子经不起推敲或存在问题,将有相关的倒查机制对判案法官进行追究,这实际上也能促使法官自觉其他领导干部的不当干预。

这些改革的举措非常鲜明,也是急迫地需要推进、受各方面关注的。有了这样的具体举措,法治改革的推进就有抓手、有具体步骤,能够认识到位、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确确实实地体现了改革的务实精神。梁鹰说,如果四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能够落实到位,我国的法治进程一定能够稳步推进、取得实效。

依法治国关键在中国

受访专家表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如何处理党与法、党与政之间的关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治国理政,是执政党在建设法治中国征途中必须回答好的问题。

从党的执政方式看,长期以来存在的人治思维惯性,尤其是少数领导干部迷恋权力至上、个人说了算,对推进法治的严重制约和负面影响值得警惕。受访法学界人士认为,近些年来,依法治国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但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现象依然存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带头破坏法治,以个人意志代替党纪国法。

从现有法治能力看,不善法治、不会法治、不敢法治的问题依然突出,依法治国的理念具体化到执政行为殊非易事。多位受访人士反映,加强党的领导在有的地方被异化为权大于法,拍脑袋就干,拍胸脯就上仍是有的基层党政领导惯用的决策方式。有时决策初衷虽好,但群众不满意,影响了执政公信力。

因此,公报中论及党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内容,引起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关注。

公报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等等。

王长江表示,过去,在少数地方存在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现象,在部分党员干部心中存在权大于法的意识。对此,公报已经强调,党要依法执政,要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王长江说,公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谢春涛分析认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种说法正确无疑。党对国家的领导是强有力的,方式是不断改善的,水平是不断提升的。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有当今中国取得的发展和成就。如果不是党强力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没有其他力量能推动得好。

多位法学界权威学者在接受《瞭望》周刊采访时都表示,中国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龙头。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使命,中国是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

公报中有关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论述都是非常重要的。严书翰强调,从党的建设理论的角度来观察,公报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做了更进一步的论述阐释,这是值得关注的重大创新。(/陈泽伟宫超张程程屈辰,瞭望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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